马维尔笔下割草人形象中的农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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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7 世纪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在英国内战期间创作了多首貌似与时政无关、大有逃避现实之嫌的田园诗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割草人组诗。有学者指出，马维尔利用割草人这一非传统田园形象实现了农事诗歌与田园牧歌的糅合，不仅表达了对劳动的尊重，更有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怀。割草人形象实际上反映出英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土地之间的现实关系，蕴含着诗人对农业改革的审慎态度，更揭示出诗人以良心为准绳，以消解矛盾、敬畏自然为基本内容的农事理想。
作者简介
陈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诗歌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
Title
The Georgic Ideal in the Image of Marvel’s Mower
Abstract
During the English Civil War, Andrew Marvell, a metaphysical poe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rote quite a few pastoral poems that, seeminl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current affairs but, instead, created a perception of evading realities. Among them, the mower poems are certainly the best-known. Some scholars claim that Marvell integrates georgic poetry with eclogue by featuring the mower as a non-conventional pastoral figure, a creative move that not only acknowledges the value of labor, but also shows so much reasoning and concern over the reality. In fact, the figure of the mower reflects m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 in reality, implies the poet’s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veals, in particular, his georgic ideal, which sets “conscience” as its criteria and keeps the aims of resolving conflict and revering nature at its core.
Author
Chen Ho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 China), and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British poetry and ecocritic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lilychen@shnu.edu.cn
17世纪英国著名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曾受到托·斯·艾略特盛赞并被哈罗德·布罗姆誉为“诗人中的佼佼者”。他创作过多首以“割草人”（mower）为题或包含割草人形象的诗歌，在其整体诗歌中独树一帜，也与诗歌传统有所偏离，从19世纪开始便吸引了一些肯定其抒情诗造诣的评论者的目光，并在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数十年里受到英美诗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①20世纪以降的马维尔研究者对割草人组诗的兴趣主要源于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政治立场鲜明之人，马维尔为什么会在英国内战期间创作这些貌似与时政无关、甚至有逃避现实之嫌的田园诗歌？二是诗人以割草人形象替代传统田园诗中的牧羊人，用意何在？②
学界针对以上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在各家观点的交锋和相互印证中亦产生出一些基本共识，比如评论者普遍倾向于把割草人组诗归为田园诗歌，认为它们既依从于传统，又在试图挑战传统。③不过在这一点上，由于田园诗歌传统本就庞杂，研究者以田园爱情诗、花园诗、庄园诗等不同子类型为参照，且研究多局限在文学传统内部，虽不乏洞见，但也难免出现视野狭窄的问题，在高光照亮割草人形象的某个侧面的同时，也遗留下大片阐释力无法到达的昏暗之处。研究者若要深入黑暗地带一探究竟，必须认识到割草人组诗与英国内战时期（1642—1651）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承认割草人形象不单有文学层面的意义，更有现实的意义。
美国学者安东尼·洛在《农事诗歌革命》一书中将割草人组诗与农事诗歌传统相联系，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格局所决定的田园诗与农事诗的博弈关系中理解马维尔诗歌里的农事元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诗人对于农事的态度（Low 274—295）；就其方法而言，极具启发性。洛对割草人组诗所属文学类型无疑做出了正确判断，即它们在形式上属于农事诗歌与田园牧歌的混合体，但在价值观上更倾向于前者。④洛在文学内外两个层面，即诗歌传统和社会现实方面解读割草人组诗的这一思路亦值得借鉴，但若能专注于割草人形象所反映出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将有助于厘清诗人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现实关系的思考。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01
割草人形象中的田园牧歌与农事诗歌之争
要明确割草人组诗与田园诗歌传统的关系，首先就要回答马维尔为什么会在内战期间写作田园诗这个问题。布莱尔·沃登在其针对英国内战期间的文学圈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所展开的研究中，注意到马维尔的诗歌普遍弥散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尽管从沃登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诗人主要在怀念“战前文学世界的‘纯真年代’”，但亦承认在《阿普敦宅邸》（“Upon Appleton House”, 1651—1652）这首诗中，诗人用一个“伊甸园般的战前英格兰”来对抗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更加广泛的破坏性影响（Worden 68,102）。沃登以马维尔的政论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观察结论自然有所局限。其实马维尔为自己追忆过往所找到的最具文学特质的表达途径在于以割草人组诗为代表的田园诗歌，因为新旧对比中所产生的对“美好过去”的想象乃是田园诗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马维尔以“割草人”入题的四首诗歌中，《割草人之歌》（“The Mower’s Song”,1651—1652）、《割草人致萤火虫》（“The Mower to the Glo-Worms”, 1651—1652）及《割草人达蒙》（“Damon the Mower”, 1651—1652）三首诗都明显延用了田园牧歌（eclogue）这一古老的诗歌形式及其不可或缺的爱情题材。田园诗歌的鼻祖忒俄克勒托斯（The okritos, 约310—245 B.C.）和田园诗歌类型的确立者维吉尔（Virgil, 70—19B.C.）都创作过牧歌，可以说牧歌是田园诗歌最早的形式，主要采用对歌或独白。马维尔在17 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过几首对歌式牧歌，但在这三首割草人诗歌中均使用独白，其讲述者都是一个深受单相思之苦的乡村男子，把草地和萤火虫当成他的听众，向它们倾诉爱的烦恼，抑或向爱恋对象抱怨她的冷漠无情。马维尔的另一首《割草人斥花园》（“The Mower against Gardens”, 1651—1652）则采用贺拉斯（Horace, 65—8 B.C.）擅长的长短句抒情诗形式（epode），借割草人之口，在纯朴自然的乡村与虚荣浮华的城市之间表达他鲜明的爱憎。在马维尔的这组可以被全部归入“欧洲田园抒情诗传统”的割草人诗歌中（Bloom 2），骄傲的牧羊女、快乐的劳动者、丰腴慷慨的大自然等传统田园角色悉数登场。诗人通过草地/ 田地与花园的对比，赞美了朴素和谐的乡村生活；也通过割草人与牧羊人的较量，肯定了勤劳自信的割草人形象所蕴藏的劳动的价值。
马维尔对于劳动的肯定使得他的田园诗具有了农事诗的维度。维吉尔相继创作了《牧歌》（The Eclogues, 42—39 B.C.）和《农事诗》（The Georgics, 37—29 B. C.），成为田园牧歌与农事诗歌这两个诗歌类型的开创者。这一事实使得两者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之中。其实无论是古典田园诗，还是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开启的英国田园诗，都少有对乡村劳作日常的直接描写；诗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为情所困的牧羊人，仿佛爱情的伤痛才是生活带给他们最大的不幸。虽然优秀的田园诗歌不乏现实的反映或影射，但其呈现的乡村生活因滤除了农事的艰辛，无疑轻松惬意了许多，才有了被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可能。与之不同，从维吉尔沿袭下来的农事诗对农事活动的表现是务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视艰苦劳动为美德，视农业生产为兴国安邦之根本。但有着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农事诗在英国却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成长之路。洛在他的研究中注意到，在由古典田园牧歌派生出的各种田园文学类型竞相登场、争奇斗艳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农事诗几乎波澜未兴。他发现，“英国在1500 到1700 年期间创作的农事诗屈指可数”，而这一状况直到18 世纪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Low 4）。洛把主要发生在17 世纪的英国诗歌界，由诗人、科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共同引导的这一艰辛历程称为“农事诗革命”（Low 5）。马维尔正处于这场革命的重要关口，而他的割草人组诗亦构成了洛眼中促成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
其实无论是诗人对于田园传统的继承还是突破，都应该放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加以考量。16 世纪中期到17 世纪后期，田园诗歌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其流行一方面受到欧洲大陆文明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英国主流社会对于乡村和自然的重新认识。肯·希尔特纳在《还有什么是田园？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环境》一书中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伦敦所遭受的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与田园文学的繁荣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⑤14 世纪到17 世纪期间，海煤燃烧带来的严重空气污染和健康问题，以及人口激增所造成的过度拥挤和脏乱等城市病症一直困扰着伦敦市民；他们因此愈加意识到自然的可贵，也愈加向往乡村生活。与此同时，中世纪天主教义将自然界视为堕落之地的思维模式已然受到越来越多神学家和诗人的挑战。16 世纪末期的自然虽仍旧位于西方犹太—基督教道德观所决定的价值体系的低端位置，但不再处于上帝的对立面，被悄然赋予抚慰心灵的作用（Hiltner 80-81）。⑥这些思想变化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田园诗歌中开始出现对自然的尽情赞美，这一点在马维尔的诗歌中有充分的反映。在社会生活层面，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去乡间散步，欣赏自然之美，或享受乡居生活的静谧。基思·托马斯引用一位文学史家的话：“1640 年代之后，退居乡间不再只是对抗腐败世界的反抗机制；它是敞开的大门，通往人类因堕落而失去的乐园”（qtd. in Keith Thomas 249）。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17 世纪出现大量如马维尔的《花园》（“The Garden”, 1651—1652）以及《阿普敦宅邸》这样的田园退隐诗（retirement pastoral）⑦，它们虽继承了古典田园的退隐主题，但其表达的“花园境界”却颇具时代性。其中《阿普敦宅邸》又属于乡村庄园诗，此乃田园诗歌英国本土化的结晶，同样极具17 世纪的时代特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现实都能即刻引起相应的文学反应，正如农事诗这样一种有助于发展经济、稳固政权的文学模式却在16、17 世纪英国国家意识初起、雄心勃勃地走向现代社会的两百年峥嵘岁月里被诗人们普遍忽视；洛对此表示不解（Low 12）。他观察到，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尽管大多数的英国人仍旧以土地为生，尽管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因农业法规而起的各种矛盾或纠纷中，尽管他们当中那些来自受教育阶层的人士都希望在他们将老之时能寻到一片哪怕是小小的土地颐养天年，“英国文学界的心态”却是普遍“敌视体力劳动，敌视‘低贱’的农事活动”（Low 14）。洛认为与此心态密切相关的正是滋养了田园牧歌的“宫廷或贵族理想”（Low 5）。马维尔的割草人组诗虽然保留了诸多传统田园主题和元素，却以割草人这个乡村劳动者的形象挑战了贵族式牧羊人身上的好逸恶劳之风，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迎合宫廷和贵族趣味为主旨的田园牧歌传统。
而在笔者看来，割草人形象与牧歌传统之间最大的偏离在于它蕴含了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自然观。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典农事诗歌对于自然的现实主义认知的影响，强调自然的无常而非顺遂人意，亦把敬畏自然视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准则。它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务实态度，不仅使得诗人对劳动者大加赞赏，还促使其在农业技术改良与传统乡村社会秩序之间尽可能保持平衡，用理性与情感交融的笔触勾画出人与土地的相处之道。
02
割草人社会身份中的土地问题
基斯·托马斯论及英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日益扩张时认为这不仅激发了城市人对“回归”乡村的渴望，还催生了他们对于乡村的浪漫幻想；而事实上，“17 世纪早期盛行一时的田园牧歌中理想化的牧羊人与彼时英格兰〔乡村里〕的短期雇工（wage labourer）早已是天壤之别”（Keith Thomas 250）。在此情形下，马维尔诗歌中出现的短工身份的割草人便具备了牧羊人无法比拟的现实意义。根据汤姆·麦克莱恩对17 世纪英国农业劳动力管理所做的调查，割草（hay mowing）属于不固定的非专长工作，通常按日计酬，由无地贫民或土地产出不足以维持全部生活的小农承担（McLean 67）。⑧马克·奥弗顿的研究则表明，无地家庭在英国乡村人口中的占比从16 世纪中期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19 世纪中期的百分之七十三，其中1688 年的数据约为三分之二；所谓农业劳工或乡村贫民都来自这些家庭（Overton 178）。奥弗顿认为，除开人口增长的因素，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无法依靠土地为生的主要原因是圈地。各种形式的圈地不仅将更多土地划为私有，还进一步剥夺了村社成员对于公有地的使用权（Overton 178—180）。
显然，作为乡村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割草人这一职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圈地所造成的乡村贫困人口的持续增长；马维尔将割草人入诗，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圈地运动的态度。马维尔的割草人诗歌中有三处与圈地相关的表述或描述。《割草人达蒙》一诗中的达蒙在自述中说道：“我用这〔镰刀〕收割金色的羊毛／在这一片片圈地中，一年又一年”（Marvell 50）。⑨原文用到“圈地”（Closes）一词，意为“私有圈地”（enclosed fields）。在马维尔的时代，“私有圈地”只是对所属权的描述，它们有可能仍然受制于“公共财产权”（common property rights），即公共使用权；这类土地也被称为“公有地”（commons/common land）。⑩《阿普敦宅邸》中的一段描写很能说明问题：
村民们一起驱赶
他们的牲畜，来到
这片光秃秃平展展、
被平权派效仿的土地；
畜牲们把镰刀下幸存的草茬
紧贴地皮再啃上一遭。（Marvell 212）
这一段描写了阿普敦宅邸的主人，费尔法克斯勋爵的私属圈地里牧草收割后的情景：村民们遵循古老的民风民俗赋予他们的权利，即“公共财产权”，到勋爵家的草场上放牧。戴安娜·凯尔西·麦科利也证实勋爵并没有将其圈地的公共财产权收回，仍旧给予村民们季节性放牧的权力（McColley 28）。诗中提到的“平权派”（Levellers）是活跃在1646—1649 年间的极端民主派，他们与皇权对抗，主张“彻底去除等级差别”（Craze 220）；他们还特别反对把英格兰东部的一些沼泽地和湿地，也称“平地”（Levels），排水改造后划为圈地（McColley 28）。马维尔早期曾是保皇派中的一员，后转而支持克伦威尔政府。他在阿普敦给勋爵的女儿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即1651—1652 年间创作了他的主要抒情诗，包括四首割草人诗歌、《花园》及《阿普敦宅邸》，其时政治态度并不鲜明。⑪诗人对于代表城乡中下阶层利益的“平权派”略带嘲讽，不一定针对他们反圈地的立场，更有可能是反感其思想和行为的极端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诗人对费尔法克斯勋爵把收割后的草场开放给村民的做法是赞赏的，毕竟勋爵是这首诗的读者和歌颂对象。
有关圈地问题的讨论必定涉及土地权和财产权。洛把马维尔诗歌中的割草人明确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Low 275）。“独立”（independent）一词用来形容一个17 世纪中期的乡村劳动者有两层含义，一是他没有土地，是无地一身轻的雇佣劳工；二是他拥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独立性，而维持这种独立性、让广大的底层乡村民众自食其力且不失尊严的正是公有土地体系。伊恩• 韦特斯通过对公有土地景观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公有土地体系能够〔……〕带来一种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独立感，反映在其景观上是〔……〕一种让内心安稳的内在的自由感、空间感和幸福感”（Waites 89）。韦斯特所说的“自由感”和“幸福感”未必是一种普遍的个人体验，却也在骄傲的割草人达蒙与牧羊人的较劲中坦露无遗，更会在与受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伤害日深的18、19 世纪乡村劳动者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感受的对比中尤显珍贵。⑫
割草人达蒙所享有的独立是与其没有土地的事实捆绑在一起的，并非他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马维尔本人却曾选择放弃他继承的田产。相关生平研究表明，马维尔于1642年从祖父那里获赠一块约3.5英亩的草场及若干与之相连的小块土地，并在1647年从欧洲大陆返回英国后分两到三次交易卖掉了全部地产。马维尔卖地的行为本身或许并不奇怪，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马维尔出身于牧师家庭，在剑桥大学接受过八年最好的教育，又有四到五年游历欧洲大陆多国的经历，重新踏上故土时年仅26岁，正雄心勃勃地准备挺进政坛。于他，祖父的遗产不过是让自己多一分经济保障，并不能成为他的生活依靠。作为农业地产，3.5英亩的规模太小，甚至不到自给自足的水平，既不足以抵御16世纪以来持续不断、至17世纪中期依旧频发的粮食欠收给小型农场带去的巨大考验，也难以适应内战期间加速进行的农业技术改良。如此看来，马维尔卖地不失为一项明智之举，而他卖掉的地产最终会被并入其它土地，成为不断扩大的私有圈地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割草人达蒙还是诗人马维尔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汹涌而至的圈地浪潮中。
有学者试图从马维尔的政治立场来揣测他对圈地运动的态度。凯瑟琳·布特尔·阿蒂分析英国内战期间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如何利用“花园”意象来表达他们对于圈地运动的不同态度，其中提到马维尔的《割草人斥花园》一诗中的一个片段，也是割草人组诗中与圈地相关的第三处。阿蒂引用了四行：
他在花园的方形广场中圈起
一片呆滞的死水一般的空气：
……
全都是强力所为；喷泉和这些浊物；
而芬芳的田野却无人光顾。（Marvell 46-47）
洛充分意识到马维尔对于圈地运动的态度复杂难测，认识到他“极少对某件事情持绝对的态度，总是喜欢考虑事务的两面性”（Low 263），因此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诗人对农业改革的态度之上。在洛看来，马维尔尽管在政治上与同时代的诗人多有不同，既不似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1591—1674）那样顽固保守，也不如弥尔顿那般坚定和激进，但他抱有“以农业促进英国社会改良的希望”，显然符合17 世纪中叶“君权空位期”（Interregnum）的清教主张（Low 291）。⑬洛指出，马维尔以割草人代替牧羊人，反映出彼时农业生产对季节性雇工的实际需求，也表明诗人对“新耕作制度（New Husbandry）下的最新技术”持包容和支持的态度（Low 281）。洛一方面从《阿普敦宅邸》有关房屋状态的描写中观察到诗人对“持续不断的进步”的强调（Low 281），另一方面也从这首诗对水淹草地这项农业新技术的多次提及中看出⑭，诗人把给予土地营养、促成来年草长莺飞的洪水视为“具有政治与农业双重意义的变革力量”（Low 290）。阿蒂认为英国内战对乡村的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食物供给压力成为英国农业革命在17 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突飞猛进的客观推动力（Attie 138）。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其中道理也应该是马维尔这样一位头脑清醒之人早已明白的；因此他对于有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圈地运动不太可能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他更可能如洛所说的那样，希冀“在权益的新旧之间，在农业技术的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到一个良性平衡”（Low 284）。这样的平衡眼光决定了马维尔无论对传统技术的保留还是新技术的接受都自有其标准，而影响这个标准的正是诗人内心对于人与土地相处之道的理解与遵从。
03
割草人劳动中的农业生产现实与理想
马维尔在《割草人斥花园》一诗中强调自然的“朴实与纯洁”，尤其赞赏它所散发出的“狂野且芬芳的纯真”（Marvell 46, 47），顺应了新时代的人们对野性自然和乡村的渴望之情；但他在诗中搭建起的野性自然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显然是不堪一击的。17 世纪的英国走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前列，野性自然在其境内早已全线溃退，农业革命的强势推进更是让乡村成为城市文明的另一个阵地。好在马维尔并没有如寻常的田园诗人那般，耽于对自然和乡村的浪漫高歌而不自知。他把现实中的割草人置身于他笔下的乡村景物中，让其在劳作中感受自然的真实脉动，与之形成一种相互妥协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模式在大卫·费尔拉看来正是农事诗所着力呈现的，也是其与田园诗的重要区别之所在（Fairer 205）。费尔拉指出，田园诗对劳动的轻视与其对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幻想密不可分，而农事诗则选择面对自然界的种种不尽如人意，表现人与自然万物都不法抗拒的“时间、腐朽和死亡”的强大力量（Fairer 215）。
马维尔诗歌中对农事的直接描述并不多。洛更多地依据诗人在其政论诗中用农事语言表达入世的热情而非出世的意愿，即洛所称的“恰当的农事精神”，把他归入农事诗人的行列（Low 293）。尽管如此，马维尔的割草人组诗与农事诗之间的关联也绝非牵强。在《割草人达蒙》和《割草人致萤火虫》两首诗中，诗人在田园抒情诗的框架下，只用寥寥数笔看似无关的描摹，已尽显农人的不易。前首诗歌里七月的热浪堪比牧羊女朱莉安娜在达蒙胸中燃起的烈火，但它对草场的灼伤却是实实在在的，也让蚱蜢、青蛙和蛇避之不及。诗人用整整一节来描写“如此不同寻常的酷热”⑮之下自然景物的非常态表现（Marvell 48），却略去了割草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画面；的确，对于恋爱中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爱情的伤害来得更为真切。同样，后一首诗中的割草人只不过对着萤火虫吐露失恋的悲伤，却也让人从夏季干草收割时节出没田间的小虫联想到夜归的割草人辛劳一天之后的疲累。
马维尔对割草人劳动情景最直接也最集中的表现出现在《阿普敦宅邸》中。此为割草人诗歌中遭受争议最多的一个片段，因为在不少读者看来，割草人在此对自然施暴，与其在其它诗歌中与自然友善和睦的形象大相径庭，表现出“田园不和谐音”(Taylor 133)。但在笔者看来，诗人不过是没有把农事劳动中必然产生的对自然的伤害从诗歌中过滤掉。他对劳动过程的客观呈现反映出对农业活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清醒认识，使得马维尔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农事诗的生态维度。
在这个发生在河边草场的片段里，割草人的劳动场景被置于一幅幅既典型又独特、既写实又寓意丰富的田园画卷中。典型的是收割后草场上的“干草舞”（the Hay）和金字塔般的草垛，还有散布在田间地头的牛群，“在辽阔的牧场上渺小/ 如星星点点”，都是英国乡间在丰收季节常见的景象（Marvell 120, 122）。但马维尔又是位不同寻常的田园诗人，有着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他笔下的草场长着“深不可测的青草”，如“深渊”一般；人在渊底行走，好似蚱蜢般卑微，而真正的蚱蜢却立于草尖，如傲视众生的“巨人”。割草人“徒步穿过一片绿色的海洋”，恰似摩西带领下的以色列人穿越红海（Marvell 119）。诗人布置出这么一个史诗般的奇幻舞台，到底要上演怎样一幕戏剧故事？
用呼啸的镰刀和强壮的手臂
这些〔人〕把青草来杀戮；
一人稀里糊涂砍倒长脚秧鸡，
她羽翼未丰便失去生机。
他的刀口鲜血淋漓，从它胸前
抽出，他对那一刀极度厌嫌；
害怕那不幸夭折的生命
给他带来可怕的恶运。（Marvell 119）
这一节及随后三节对割草及后续劳动的描写的确有暴力之嫌，仅“鲜血淋漓”（bloody）一词就出现过两次；此外还有大量战争喻词，如“杀戮”、“战场”、“战斗”、“掠夺”及“尸横遍野”（Marvell 119−120）。麦科利把割草人及其他农人在劳动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伤害上升到人与自然普遍关系的层面，并从青草深渊中人与蚱蜢之间的力量反转，割草人对因果报应的笃信，以及现身后的诗人对无辜丧命的秧鸡所表达的深切同情之中，看到诗人“消除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的努力（McColley 26），更在诗人独特的自然描写中看到他在尝试以更能反映变化无常的自然状态的语言来“重写观察自然的方式”（McColley 27）。麦科利的论证重点在于诗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语言表达方式，但并没有深入探究这种关系在农事活动中的体现；倒是理查德·托马斯通过对维吉尔农事诗的“阴暗面”的揭示，进行了相关研究尝试。托马斯指出，维吉尔农事诗的重点不在于赞美劳动，而是“交替展现自然如何在完成自我修复之后，将人们辛苦耕耘的努力毁于一旦，以及人类如何在成功地压制或改变自然的同时，被弃置于自然之外或其对立面，从而〔为自己〕种下精神失落或失败的种子”（Richard Thomas 121）。虽然托马斯有关维吉尔对农事劳动的态度的论断不尽合理⑯，但他准确地观察到维吉尔诗中的自然面貌，即自然是无常的，也是强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承认人类为征服自然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代价巨大。维吉尔对于农业生产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洞见使得其农事诗呈现出与田园诗截然不同的冷静姿态。
事实上，如果我们始终牢记割草人的农业劳动者的身份，把他在马维尔安排下的每一次出现，包括在那些可以被归为田园抒情诗中的出现，都置于农事诗的价值取向中去理解，那么他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矛盾性便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割草人达蒙与自然的亲密互动更多地反映出人们在劳动中产生的“对于自然的实实在在的关爱”⑰，而非阿卡迪亚的牧羊人与天赐自然之间无所依托的虚幻情感；尽管达蒙的这份关爱夹杂着一丝夸张的自信，仿佛自己是一个“掌握一切，被众生膜拜的自然神灵”（Kalstone 129）。而无论人们对自然怀有何种情感，他们都无法否认农业生产活动所具有的改造和压制自然的实质。马维尔诗歌中的割草人在无意间伤害了自然，恰恰反映出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有着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马维尔选择让远非美好的现实进入本应完美的田园世界，正是对维吉尔农事诗传统的适时继承。在《农事诗》的结尾部分，维吉尔从奥菲斯痛失爱侣的神话进入同样悲惨的现实：“夜莺在白杨树荫下述说丧子之痛，它们被残忍的农夫发现，从窝里揪出，拔光羽毛；她彻夜哭泣，在枝头一遍遍把哀歌传向四方”（Virgil 126）维吉尔的农夫用可怜的夜莺雏鸟来裹腹，马维尔则把“残忍的农夫”换成“嗜血”和“贪婪”的农妇，为了喂饱辛劳的割草工，她把一只又一只秧鸡来杀害；而夜莺的哀歌也变成马维尔耳中父母双亡的小秧鸡那一声声悲切的呼唤（Marvell 119）。诗人们替自然生灵抒发悲愤之情，却无法否认农民们唯有向自然索取方能生存的事实。
理查德·托马斯敏锐地观察到马维尔的诗歌与维吉尔农事诗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两位诗人都关注森林砍伐、果树嫁接以及农作物收割等农事活动，实则都在思考人类“在驯化土地和自然的过程中失去了什么”的问题（Richard Thomas 132）。而两位相隔近两千年的诗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给出的答案竟如此惊人的相似，更加说明农业生产虽然是人类生存之必需，乃至安国兴邦之根本，却从文明之初便无可否认地改变着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因此维吉尔强调尊重自然这个“土地之法及永久约定”的制定者（Virgil 53）；马维尔也警示人们，若以暴力征服自然，“恶运”会随时降临。大卫·卡尔斯通在对《割草人达蒙》一诗的解读中提出，马维尔的割草人代表了“人类对于自身在自然中的位置进行神话建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力和自我欺骗的能力”（Kalstone 131）。他认为诗人有意借该诗的叙事结构，与割草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给自己创造反思田园诗这个“神话建构”手段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田园诗所建构的神话有其现实对应物，即人类通过农业手段改变自然的努力，亦是一个既需要人类发挥创造力，又因此导致人类过度膨胀、欲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现实困境，而后者正是马维尔竭力抨击的对象。
按照卡尔斯通的思路，作为乡村劳动者的割草人相比于贵族化的牧羊人能够更好地表现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因此他把马维尔给田园牧歌带来的人物设置上的重大改变称作“巧妙的替换”（Kalstone 131）。卡尔斯通所言极是，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马维尔一向警惕思想极端化，对农业如此，对自然亦如此。他理解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赞赏辛勤劳动，但并不讳言农业对自然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他痴迷于自然那“狂野且芬芳的纯真”（Marvell 47），憎恨奢靡之徒对自然的轻薄之举，但也深知自然的潜在破坏力，因此把人与自然的矛盾视为两者之间不可更改的关系实质。唐纳德·弗里德曼在对《割草人斥花园》一诗结尾的分析中指出，虽然诗人赞美大自然的纯真，但并非主张“感伤的原始主义”（Friedman 123）。诗人把朴素无奇的草地当作自然精灵的劳作场所，把割草工当作诸神的宠儿，说明他眼中的“纯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种果果成林的〔自然〕冲动（the impulse to produce fruits without a conscious goal of fruits）”（Friedman 128）。如此一来，耕耘土地，“使之富饶多产”亦是自然之举，真正对土地和自然构成威胁的唯有“人类的傲慢与虚伪”（Friedman 129）。弗里德曼的解释未必全然合理，比如他显然低估了诗人对农事劳动的艰苦性的认识，但却准确地把握住了马维尔以人与土地的现实关系为核心、以合作和尊重为前提的自然观。
麦科利把马维尔对人与土地之间和谐关系的憧憬称作其“农事理想”，其实也是17 世纪英国的政治现实催生出的对于“道德与精神的复兴，以及农业复兴”的社会期盼（McColley 14）。麦科利认为诗人以“耕作的良心”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关键所在，借《阿普敦宅邸》一诗进行了集中表达（McColley 37）。诗人大肆赞美由修道院改建而成的阿普敦宅邸，称之为“天堂唯一的图纸”（Marvell 134），因为它集驯化自然与野性自然为一体，最接近人类堕落之前的幸福居所——伊甸园，大可以成为“修复战后英格兰的最佳指引”（McColley 40）。麦科利似乎在此领会到诗人以农业改革振兴英格兰的政治主张。雷蒙·威廉斯对于马维尔在诗中对恩主及其领地的溢美则不以为然，认为他无非是在遵循乡村庄园诗的老路数，把政治经济权力维护下的社会秩序美化成一种自然秩序，使之合理化（Williams Chapts. 3, 6）。威廉斯的观察固然敏锐，但他似乎忽视了马维尔与本·琼森（Ben Jonson, 1572—1637）和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 1594—1640）等早期乡村庄园诗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即他没有如他们一般实施“对劳作诅咒的神奇提炼”，没有“抑制或遮蔽”乡村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劳动（Williams 32, 33）。正如我们在《阿普敦宅邸》及其它割草人诗歌中所看到的，马维尔通过割草工及其劳动来展现一个更加真实的、并非完美的乡村社会和乡村自然，是诗人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然。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政治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对恩主的恭维和奉承实际隐含着他对时代的道德期许。他为英国乡村绘制的理想图景中既有费尔法克斯勋爵在把自家宅邸的大门以及私属草场向穷人敞开时所表现出的“良心”，也有割草工为伤害秧鸡而深感自责时显露出的“良心”；前者保障着人类社会不同阶层的和睦相处，后者可阻止人类对自然的肆意妄为。
综上可见，马维尔利用割草人这一非传统田园形象，实现了农事诗歌与田园牧歌的糅合，不仅表达了对劳动的尊重，更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思考。如果说马维尔对于农事的现实表现得益于他对维吉尔的继承，其农事理想则根植于英格兰的大地，经由马维尔这位“诗人中的佼佼者”的倡导，成为后辈追随者心中历久弥新的馥郁芬芳。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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